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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苏俄政权的图书大清理

发布时间:2017-11-08 13:28  来源:网络整理

[摘要]十月革命后,自《出版法令》颁布时起,就不断有报刊书籍被查抄,就有“涉及国家和军事机密的”文献和资料被扣留。

摘录

下述图书不得进口苏联:1.所有对苏联政权和共产主义具有明显敌对性质的作品;2.传播异己和敌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3.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图书;4.唯心主义倾向的书籍;5.有资产阶级道德的内容以及赞美旧的日常生活条件的儿童图书;6.反革命作家的著作;7.在与苏维埃政权斗争中死亡的作家的作品 ;8.宗教团体出版的俄国图书,不管其内容如何。

“特别处”的成立和运转

十月革命后,自《出版法令》颁布时起,就不断有报刊书籍被查抄,就有“涉及国家和军事机密的”文献和资料被扣留。一开始,这些图书和资料通常都被付之一炬。在那时,烧毁查禁的书籍和以“红色恐怖”手段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可以归结为是“焚书灭资”。

随着内战的频临结束,布尔什维克党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和耐心的心态来考虑这一问题。于是,这些遭查禁和被扣留的书籍、文献和资料不再被烧毁,而是被送进不同的档案馆或图书馆,其中就有国立鲁缅采夫博物馆、中央书库以及教育人民委员部中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领导的中央跨部门图书委员会。但是,也还是很少有人去问津这些东西,对这些书籍资料的利用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

国立鲁缅采夫博物馆的莫斯科图书馆(1924年,在此馆基础上成立列宁国家图书馆)。

内战结束后,1921年初由托洛茨基建议,随后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在中央书库等上述几个机构中成立了接受这些查禁书籍资料的“特别部”。有了“特别部”,就有了查阅“特别部”中书籍资料的严格规定:凡是要去查阅的人必须持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及其副主席、俄共(布)中央委员以及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批准信件,此外还必须有自己的身份、职业等等的证明文件。

这些严格的规定表述在这期间出版总局下达了一份名称很长的指令中——《关于保存由中央书库进入国家鲁缅采夫博物馆和彼得格勒公众图书馆的秘密资料和文件的程序及对其利用程序的工作细则》,其中规定:

秘密文件和资料只准予获得特殊批准的人士利用:

1.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人民委员会主席及其副主席;

3.教育人民委员及其副委员;

4.俄共党书记之一;

5.格普乌主席团成员。

在许可的情况下,每次都应同时准确列出有全权代表的名字、父名和姓氏及其亲笔签名的工作所需借出的文件。

(ПФА РАН. Ф. 158. Оп.3(1921). № 4. Л. 36. ;СПЕЦХРАН БИБЛИОТЕК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з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ыхфондов)

1922年8月30日,俄共(布)中央书记处通过了《秘密文件保管和流通条例》的决议。这一决议在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检查领域中,首次提出了要建立特殊的组织来处理秘密文件。而《中央政治局关于影响书籍市场的措施的决议草案》就是为“建立这一特殊组织”所采取的重要步骤。该草案付诸实施后,“特别部”就成了各图书馆中处理秘密文件的“特殊组织”,并且随之全部归属出版总局领导,在其管辖下成立了三个“特别部”——中央书库的,鲁缅采夫莫斯科图书馆的和列宁格勒公众图书馆的“特别部”。在1923年之前,这些“特别部”所收藏的“秘密文件”既有苏联政府自己的有关国家、军事机密的文件,也有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的各类出版物。收进特别部的“秘密出版物”也五花八门,因此,这时的“特别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查禁敌对意识形态出版物的禁书库。此外,各图书馆对秘密文件的理解和管理也不尽相同,因此“特别部”并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特的意识形态检查和监控体制。

图书大清理

到了1924年,出版总局出台了一份新指令——《对从图书馆、阅览室和图书市场没收的各类图书的指导性目录》,其中列出了1000多该没收的图书,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布)的出版物,其它党派的、沙皇时代出版的赞颂君主专制制度的、歌颂沙皇、大臣、教会、战争、资本主义、国务和社会活动家的传记一律下架。(Инструкция по пересмотру книжногосостава библиотек.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М., 1924. С. 6.)

《列宁同志在清除地球上的牛鬼蛇神》

因此,随着《中央政治局关于影响书籍市场的措施的决议草案》的实际执行,对图书和出版事务的检查和监控就瞬间形成为两股势力交织在一起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一是对各类图书馆中图书的清理,另一是将被清理出的图书交由特别部门管理。统管这一运动的是出版总局的特别处——外国图书处。这个处享有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海关和邮局、各图书馆进行检查的特权。其检查人员可以对被检查的出版社作出决定:销毁、作纸浆处理、准予进口或者邮局递送;还可以用“开天窗”的办法处理书籍杂志:裁剪或涂抹掉某些“不适宜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外国图书处的检查员是与格普乌的工作人员一起行动的。而当时在格普乌中有专门负责对意识形态的检查和监控的处——政治监控(检查)处。那个在编制驱逐名单上立下大功的阿格拉诺夫成了这个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阿格拉诺夫

随着一份又一份查禁书目的颁布执行,一场清理图书资料的风暴不仅席卷海关和邮局,而且横扫苏联的各种图书馆,首当其冲是那些国家级的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鲁缅采夫博物馆莫斯科图书馆和中央书库等。没收“非法出版物”成了一场运动,一场图书“大清洗”,由此而出现的新的对意识形态的大检查和监控无一图书馆能幸免,无一违反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非法出版物”能逃脱这种清洗。这一时期,科学院图书馆是保存“不合时宜的出版物”、“非法出版物”最齐全和最多的图书馆。因此,科学院图书馆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大清洗”。

鲁缅采夫博物馆(圣彼得堡)

这种情况是由历史条件形成的。在1922年6曰6日颁布的《图书和出版事务总管理局章程(出版总局)》中的第4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共产党的出版物,以及国家出版社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出版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和科学院的科学著作免予检查。”

所以,当清理图书的指令由格普乌列宁格勒分部下达到科学院时,引起了科学院的极大质疑和反对。1922年12月,科学院副院长斯切克洛夫给出版总局的名义上的领导单位教育人民委员部副教育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娃写信申诉:

*俄罗斯科学院始终接收并且仍在接受免予检查的各种各样的俄国的和外国的出版物。所有这些所谓的‘非法出版物’毫无疑问都是科学历史工作所必需的,保存在特别的书柜里,除了我们自己的学者工作人员和成员外,概不外借。我承担责任。

*顺告,约一个月前,我根据列·达·托洛茨基的请求(正式的)准予他利用某些出版物。由我负责。

从所附信件可以看出,正在发生不甚理解的事情。科学院图书馆所拥有的‘非法图书’不应被没收。必须紧急(通过电报)告知格普乌列宁格勒分部,火速取消没收的指令,否则当我和常任秘书不在时,可能发生不可消除的不甚理解的事情。

科学院副院长 弗·斯切克洛夫

P.S.恳请紧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弗·斯切克洛夫

(ПФА РАН. Ф. 158. Оп. 3(1921). № 4. Л. 34.;СПЕЦХРАН БИБЛИОТЕКИ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з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ых фондов)

弗·斯切克洛夫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迅猛的图书清理工作给科学院带来了多大的危害,以至斯捷克洛夫不得不紧急呼吁。在这封信里,这位副院长把官方的禁书都写成了带有引号的词组——“非法出版物”,并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图书对于科学历史工作是必需的。

雅科夫列娃在接到这封信后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给真正负责图书清理工作的格普乌写信,因为出版总局没有格普乌的同意与许可实际上是什么事也做不了的。雅科夫列娃在斯切克洛夫的信件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致格普乌

教育人民委员部认为由科学院副院长承担严格保管责任的签字就足够了,请求取消格普乌彼得格勒分部没收“非法出版物”的命令。

副教育人民委员 瓦·雅科夫列娃。15/XII。

(ПФА РАН. Ф. 158. Оп. 3(1921). № 4. Л. 34. ;СПЕЦХРАНБИБЛИОТЕК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з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ых фондов)

瓦•雅科夫列娃

当天,雅科夫列娃就给阿格拉诺夫写了下面一封信:

致阿格拉诺夫同志

给您发去得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支持的关于取消格普乌彼得格勒分部从科学院没收‘非法出版物’指令的申请,请求您,正如我们协商过的,给彼得格勒下达相应的指令。

致同志的敬礼 瓦·雅科夫列娃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的档案材料,格普乌对斯切克洛夫和雅科夫列娃的申诉和请求都没有回答,但是对科学院的图书“大清洗”确实悄然停止了。这也许表明,格普乌对科学院的图书“大清洗”的停止并非己愿,但迫于某种压力或者暗示不得不停了下来。至于,这种压力和暗示是来自于科学院的声望、中央书记处斗争策略的变换,还是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没有档案资料可以说明。尽管对科学院的图书“大清洗”停了下来,但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他图书馆的“大清洗”照样继续全速进行。

“非法出版物”与“特库”

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进一步完善查禁“非法出版物”的措施,在《中央政治局关于影响书籍市场的措施的决议草案》秘密实施的1个半月后,于1923年7月12日向下属各部门发出了标有“绝密”字样的《关于外国图书的特别通知》,对不准进口的图书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下述图书不得进口苏联:

1.所有对苏联政权和共产主义具有明显敌对性质的作品;

2.传播异己和敌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3.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图书;

4.唯心主义倾向的书籍;

5.有资产阶级道德的内容以及赞美旧的日常生活条件的儿童图书;

6.反革命作家的著作;

7.在与苏维埃政权斗争中死亡的作家的作品 ;

8.宗教团体出版的俄国图书,不管其内容如何。

(ЦГА СПб. Ф. 31. Оп. 2. Д. 9. Л. 9;Блюм А. В. За кулисам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авды»: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 1917–1929. СПб., 1994)

《应从图书馆和图书销售网络清除的书籍清单汇编》

出版总局不断编制查禁的数目,而出版总局指令里的“禁书”概念已经单一化,统统成了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非法出版物”。这在它1923年下达给各地的通令中写得十分直白:“禁止出版引起预先和事后监控出版物机构注意的一切文章、报道和声明的出版”。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只要出版总局的检查机构注意到了,那它就是“非法出版物”。(Блюм А.В. Других портретов т. Сталина к печати не разрешать (секретные цензурныециркуляры 1920-х годов)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литератор. 1993. № 6. С. 12. )

于是,源源不断的被查禁的图书就涌进了“特别部”。由出版总局编制的“非法出版物”的作者名单最后达到了651人。于是,在这一时期激烈的、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失去权势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文章、起草的党内文件也都逐渐成了普通人不能问津的“禁书”,甚至连提到这些人名字的他人的著作也遭到查禁。而在那不断增加的数百人的名单中包括了大量的被驱逐出境的“反苏知识分子”。

布哈林,列宁评价他是苏联共产党中少有的一位理论家,后在党争中逐步失势。

到了1924年,“特别部”终于发展、完善成为名副其实的“禁书库”,而“禁书库”的收藏与利用体制则成为苏联存在的整个时期中意识形态检查和监控的愈益完善的体制。1925年11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图书馆特库章程》,正式使用了“特库”这个名称。1926年11月,《图书馆特库章程》中再次明确了入库的禁书的范围:

1.在苏联出版和从公用图书中没收的;

2.国外出版的俄国图书(有科学或政治意义的);

3.其它机构转给公共图书馆的需特别保管的出版物。

自这份章程实施后,进入“特库”的出版物就有了几种标注:“绝密”,“秘密”和“不应公开”。

“特库”的建立和运行典型地显示了苏联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质。

彼得堡鲁缅采夫博物馆的“特库”

一是,将国内的一切情况隔绝于公众,隔绝于普通老百姓。对于在新经济政策后期发展起来、终将接替十月革命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来说,国家大事,即使是经济建设大事都是不能完全公诸于众的,不能让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尤其是问题和积重不能示于天下,否则社会将动荡,政权会掌控不牢。

二是,杜绝来自国外的一切信息,使国人无法将苏联的社会现实与外部世界的现实相比较,因此就不会有好坏之别、先进与落后之差,承认苏联的社会制度最先进、人民生活最幸福、天下最太平就会是唯一的最终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就是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础。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那就是通过“特库”的建立是将那些被驱逐出境的“反苏知识分子”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不仅他们人无法回归祖国,连他们的著作和声音也都将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消失匿迹。

列宁国家图书馆的“特库”

当然,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封闭与隔绝只是针对老百姓的,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却是时刻关心世界大事的,因为世界大事,对外部世界的情况的了解与决策决定着领导人的掌权和政府的命运。所以,外部世界的“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苏联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信息是非掌握不可并且必须了如指掌的。1921年4月,为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全俄中央主席团特别通过一份决议:订购20份社会革命党的《俄国之声》报供政治局领导人利用,20份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供俄共(布)各州委利用。

“列宁研究所”与方针之争

在这场图书“大清洗”的进程中,有一件特别的事值得关注。那就是1923年秋,在中央书记处下成立一个“列宁研究所”,预定的目标是保存、整理和研究列宁的手稿。这个所的领导一开始是由加米涅夫负责的,但是实际的领导人却是斯大林的第二助手托夫斯图哈。进入这个研究所是有很多的限制的,申请手续非常困难。可以说,列宁研究所成了一个特殊的“特库”,而对于这个“特库”中列宁手稿的整理与利用就逐渐变成了一种特权,掌握这种特权的人可以任意解释列宁的思想,随意引用列宁的著作和话语。于是,列宁的著作和文字就成了进行党内斗争和对整个社会进行“大清洗”镇压的大旗。

加米涅夫(左)和列宁(右)

1923、1924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它至少有几件大事促使了“特库”体制的建立和运用,加深和扩大了在所有知识领域中的意识形态的检查和监控。

一是,掌握意识形态检查监控大权的格普乌于1923年11月15日改组为“奥格布”——“国家政治联合总局”,由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改为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就是直接归书记处及其组织局领导。在奥格布成立了“政治监控处”,由苏尔塔负责,扩大了对意识形态检查监控的权力;奥格布呈送文件和报告的抬头由“中央政治局”变成了“中央书记处”和“斯大林”。

奥格布的徽章之一

奥格布的工作人员,中间墙上的标语上写有:“列宁死了”。

二是,1923年秋,“销售危机”使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面临全面危机的深渊,出现了以托洛茨基发难的《新方针》与斯大林方针的激烈争辩与对抗,斯大林逐渐减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的影响和权力,托洛茨基在政治舞台上被迫逐渐退让;三是,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在莫斯科郊区的疗养地哥尔克庄园溘然长逝。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以及苏维埃政权掌控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作出更多的更详细的说明,给他的后继者留下了既可以利用又可以回避的选择、既能一语中的又能左右言它的处境。

1924年以后还有漫长的岁月,苏联的土地上还有一系列严酷的、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检查监控,还有许多纷繁复杂、千丝万缕相交织,甚至惊险和惊悚的意识形态检查监控和反检查监控斗争。而本篇基本上只写到1924年,就此打住。(文/闻一 编辑/子杰 相关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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